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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探秘之达斡尔族风俗习惯(上)

时间:2018年02月10日 20:36   浏览:258   来源:哈尔滨现代公共关系职业学院


原标题:民俗探秘之达斡尔族风俗习惯(上)

“哈拉”是达斡尔族的氏族组织,它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社会集团。每一个“哈拉”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例如,“郭博勒哈拉”居住于精奇里江下游支流布丹河流域,“敖拉哈拉”聚居在精奇里江中游支流提拉登河流域等。属于同一“哈拉”的人,均具有血缘关系,因而严格禁止通婚。各“哈拉”均有民主选举的“哈拉达”(氏族首领),管理氏族内部事务。清朝末年,达斡尔人以“哈拉”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活动,这是氏族组织共同生产、平均分配习俗的残存。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哈拉”的规模日趋广大,于是,一个“哈拉”又分为若干个“莫昆”。“莫昆”是达斡尔族的父系家族组织。每一个“莫昆”都有自己独自的名称,如“乌力斯莫昆”、“郭博勒莫昆”、“毕日扬莫昆”等。同一“莫昆”的人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或相邻的地方,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义务,也有收养孤儿、赡养孤寡老人的义务。所有“莫昆”内的成年男子都有权参加“莫昆”会议,它是家族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选举或撤换“莫昆达”(家族长)、商讨家族内部生产和生活上的大事,处罚违反习惯法的家族成员等。

无论是“哈拉达”还是“莫昆达”,都是在为族人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也不脱离劳动。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在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区先后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机构,“哈拉达”和“莫昆达”被任命为基层政权的行政首领,“哈拉”和“莫昆”除继续履行其血缘组织的功能外,还担负起基层行政组织的职能。

1640年8月,清朝政府将在征服索伦部战争中俘获的壮丁、妇女幼小共5673人均隶入八旗,编为牛录。此后,清朝为加强对达斡尔等族的管理,陆续将归附内迁的达斡尔人编为牛录。布特哈的达斡尔人编为都博浅、莫日登、讷莫尔3个扎兰(清朝八旗军事单位,连或队之义),将鄂温克族编为5个阿巴(猎区),隶属于齐齐哈尔总管衙门管辖。扎兰是在原先设立的牛录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管理和军事职能双重特点的统治机构,它既仿效了满洲八旗的甲喇、参领之制,又充分利用了达斡尔族社会原有的哈拉、莫昆制度,为日后布特哈八旗的组建奠定了基础。1732年,清政府在达斡尔族3个扎兰和鄂温克族5个阿巴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布特哈八旗。其中,达斡尔人聚居的都博浅扎兰被编为镶黄旗,莫日登扎兰被编为正黄旗,讷莫尔扎兰被编为正白旗。此外,在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呼兰等城驻防八旗官兵中,均有一定数量的达斡尔人。特别是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三座军事重镇的官兵中,“达呼里居数之半”。

清代,达斡尔族八旗官兵的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是服兵役,凡年满15岁、身高5尺的男子,均为壮丁,开始服兵役、承担徭役和纳贡等义务;二是巡逻边境,清政府在中俄边界线上设立了固定的斡包(土堆),每年或每三年派官兵定期巡逻;三是驻防卡伦(哨所),为了巩固边防,清政府于雍正年间在边界地带设置了各种卡伦,派八旗兵轮换驻守。

八旗制度的建立,对于达斡尔族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从1684年被编为“扎兰”时起,规定达斡尔族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五年测量身高一次,体高够五尺的即需负担各种公差徭役,岁缴貂皮一张。每年农历五月由黑龙江将军、布特哈副都统率领大小官员聚集在齐齐哈尔附近,举行“楚勒罕”(集市),挑选征收的貂皮。一年一度的选貂制度成为达斡尔族人民极为沉重的负担。八旗制度的建立,加速了达斡尔族社会封建化的过程。

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对布特哈八旗进行了频繁的征调。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共达60多次,有的远戍新疆,镇守边卡。清朝所采取的措施,一方面使达斡尔族人口增长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促进了达斡尔族的生产发展和物资交流,密切了达斡尔族和汉、满等各族人民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前,在农区和牧区,耕地、牲畜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极不平衡,封建剥削十分严重。特别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更使达斡尔族人民的生活十分悲惨。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歧视,强迫移民,迫使达斡尔族人民离开家园,迁居伪兴安东省;另一方面任意霸占民田,抽“国兵”拉“劳工”,用低价强征粮食、皮张和木材,残酷地掠夺达斡尔族人民。日本侵略者还推行毒化政策,到处设立鸦片零卖所,摧残达斡尔族人民的身心健康。

从语言、风俗习惯、民间传说等方面看,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辽朝灭亡以后,达斡尔族的先民迁徙到黑龙江以北。17世纪中叶,达斡尔族的先民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流域河谷与东起牛满江,西至石勒喀河的黑龙江北岸河谷地带。因沙俄殖民者入侵和清政府对该民族统治的加强而南迁至嫩江流域,于是,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就成了达斡尔人的故乡。后来,由于清政府征调达斡尔族青壮年驻防东北地区及西北边境城镇,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徙居呼伦贝尔、瑷珲及新疆塔城。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达斡尔族人民为反抗沙俄入侵、巩固和开发东北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1643年,沙俄瓦西里?波雅科夫一伙哥萨克匪徒,第一次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他们最先闯入我国精奇里江达斡尔族居住区,遭到达斡尔族居民的坚决回击,迫使哥萨克匪徒狼狈逃窜。这是我国黑龙江以北地区居民第一次英勇的武装抗俄斗争。

1651年,哈巴罗夫又率领沙俄侵略军再次入侵黑龙江。当到达桂古达尔达斡尔族联防城时,威胁居民向沙皇缴纳“毛皮贡赋”,达斡尔族首领桂古达尔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进贡,哪有给你们的贡品?要我们交贡,除非我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用大炮、火枪武装到牙齿的匪徒进攻面前,达斡尔族人民手持大刀、长矛和弓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达斡尔族战士在桂古达尔领导的守城战中,宁死不屈,661人英勇牺牲了,他们的英雄气概和不朽业绩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心中。

1684年的雅克萨之役,达斡尔族人民也积极投入了反抗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

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达斡尔族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反抗斗争也更加坚决。1914年至1916年,齐齐哈尔的达斡尔族人民反对反动军阀强行放荒招垦、霸占土地,在少郎和岱夫领导下,打豪强、抗官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压迫斗争。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以后,达斡尔族人民从不屈服,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联军。许多达斡尔族群众为抗联送粮、带路、掩护伤员,多次协助抗联队伍抢渡嫩江、英勇牺牲的达斡尔族船夫巴哈布的英雄事迹,在人民中传颂至今。新疆塔城地区的达斡尔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了1944年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英勇作战,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哈拉”是达斡尔族的氏族组织,它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社会集团。每一个“哈拉”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例如,“郭博勒哈拉”居住于精奇里江下游支流布丹河流域,“敖拉哈拉”聚居在精奇里江中游支流提拉登河流域等。属于同一“哈拉”的人,均具有血缘关系,因而严格禁止通婚。各“哈拉”均有民主选举的“哈拉达”(氏族首领),管理氏族内部事务。清朝末年,达斡尔人以“哈拉”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活动,这是氏族组织共同生产、平均分配习俗的残存。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哈拉”的规模日趋广大,于是,一个“哈拉”又分为若干个“莫昆”。“莫昆”是达斡尔族的父系家族组织。每一个“莫昆”都有自己独自的名称,如“乌力斯莫昆”、“郭博勒莫昆”、“毕日扬莫昆”等。同一“莫昆”的人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或相邻的地方,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义务,也有收养孤儿、赡养孤寡老人的义务。所有“莫昆”内的成年男子都有权参加“莫昆”会议,它是家族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选举或撤换“莫昆达”(家族长)、商讨家族内部生产和生活上的大事,处罚违反习惯法的家族成员等。

无论是“哈拉达”还是“莫昆达”,都是在为族人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也不脱离劳动。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在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区先后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机构,“哈拉达”和“莫昆达”被任命为基层政权的行政首领,“哈拉”和“莫昆”除继续履行其血缘组织的功能外,还担负起基层行政组织的职能。

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对布特哈八旗进行了频繁的征调。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共达60多次,有的远戍新疆,镇守边卡。清朝所采取的措施,一方面使达斡尔族人口增长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促进了达斡尔族的生产发展和物资交流,密切了达斡尔族和汉、满等各族人民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前,在农区和牧区,耕地、牲畜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极不平衡,封建剥削十分严重。特别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更使达斡尔族人民的生活十分悲惨。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歧视,强迫移民,迫使达斡尔族人民离开家园,迁居伪兴安东省;另一方面任意霸占民田,抽“国兵”拉“劳工”,用低价强征粮食、皮张和木材,残酷地掠夺达斡尔族人民。日本侵略者还推行毒化政策,到处设立鸦片零卖所,摧残达斡尔族人民的身心健康。

达斡尔族是中国北方农牧文化较为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农牧并举,渔猎兼营,手工业、采集业、商业、林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同生共存,这是达斡尔族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也是达斡尔族生产风俗的主要特征。

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区渔猎资源极为丰饶,向有“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说法。在清代,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都有貂皮之贡。贡纳貂皮,作为赋税,以表臣服之义。狩猎除经济职能以外,还具有了政治方面的意义。于是,狩猎便延续下来。达斡尔人的狩猎,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春夏之际的两三个月,主要是打鹿,目的是获取鹿茸等珍贵药材。秋天主要是打狍子,解决肉食和皮张等生活用品。冬天主要打紫貂、松鼠等细毛兽,所获皮张大多用于出售。冬末春初,猎取鹿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和国家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政策的实施,狩猎才最终从达斡尔族的经济生活中退出。

发达的渔猎生活孕育了丰富的渔猎工艺。达斡尔族捕鱼工具种类齐全,数量较多,有“阿勒额”(渔网)、“斯额热”(鱼叉)、“哈迪”(鱼亮子)、“奥连库”(鱼篓)、“达若勒”(鱼罩)、“板罾子”(鱼哨)、鱼囤以及运人、载物的船只等。仅就网具而言,既有适应大规模渔业生产而使用的拉网,也有适合于个人单独捕鱼时用的挂网、旋网和袖网,基本上可以满足达斡尔人在不同季节,按不同规模从事渔业生产的需要。达斡尔人的捕鱼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网捕、叉鱼、钩鱼和挡亮子等,其中最擅长的是凿冰取鱼。在冰天雪地的寒冬时节,人们在结冰的江面上搭起简易的茅草屋,然后凿若干个冰眼,用鱼叉、渔网、鱼钩等工具捕鱼。孟定恭在《布特哈志略》中记载:“穿作冰眼兮上冬网,持备钩锸兮捕鱼尾;兄弟舅姑兮赴市售货维生计。”动人的歌谣不仅形象地再现了清代达斡尔人凿冰取鱼时的盛况,而且也反映出渔业生产在达斡尔族对外交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采集是渔猎经济的重要补充。在达斡尔族居住区,可供采集的野菜、野果和菌蘑类植物种类丰富,如柳蒿芽、黄花菜、白蘑、木耳、小根蒜、稠李子、山里红等等。春夏时节,妇女们成群结队地来到野外,采集各种各样可以食用的野菜,作为佐餐食品。秋冬之时,人们到树林里采集野果。

对于达斡尔族来说,牧业具有与渔猎同等的重要性。达斡尔族在黑龙江北岸居住时,其牧业生产十分兴盛,很多人家都饲养着几十头甚至几百头牲畜。南迁以后,嫩江流域广阔的草原为达斡尔族发展畜牧业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各家各户普遍饲养牲畜,并把牲畜集中放牧到氏族公共的牧场上。达斡尔人饲养的牲畜,以牛马等大牲畜为主。马用于驾车和狩猎时运人载物,牛用于农耕、拉车和生产乳食品。20世纪前半叶,由于天灾和战乱的影响,达斡尔族的牧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饲养的牲畜逐年减少,甚至出现了许多无畜户。

同周边的渔猎民族相比,达斡尔族是一个较早地过上农耕和定居生活的民族。辽朝灭亡以后,达斡尔人的先民迁徙到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从事农业和牧业。在达斡尔人定居村落的四周,是种满大麦、燕麦、糜子、荞麦和豌豆的田地。在达斡尔人的菜园里,种植着大豆、蒜、香瓜、西瓜和黄瓜。同时,他们还种植苹果、梨和胡桃。耕田的主要畜力是牛。在沙俄未入侵之前,达斡尔地区呈现一片田园风光。南迁嫩江流域之后,达斡尔人的农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作物品种增多,玉米、小麦、高粱、谷子等相继传入,改善了达斡尔族农业的种植结构。

在达斡尔族的经济中,林业、商品贸易、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各具特色。为了满足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修房盖屋的需要,达斡尔人时常进山伐木。在冬春时节,由七八个或十来个身强力壮的人组成伐木组(阿纳格),合伙上山伐木并运到江边,捆扎成木排,等到江河通航、水流平稳时,再将木排运回。清朝初年,修建瑷珲、墨尔根(今嫩江镇)、卜奎(今齐齐哈尔)三个木城所需的木材,主要靠达斡尔人提供。达斡尔人生产的木材除供自身消费以外,还大量地运到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龙江等城镇出售。达斡尔人从事商品贸易活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清代,一些达斡尔人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猎民结成“谙答”(朋友、合伙)关系,用枪支弹药、粮食、布匹、烟酒和盐等生产生活用品换取狩猎产品,然后转手渔利。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内地移民的增多,达斡尔族农林牧渔猎手工等产品的商品化率均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新中国成立前,达斡尔族的传统经济仍然处于自给自足阶段,绝大多数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都靠手工制作。达斡尔族高超的手工制作技艺,集中体现在他们制作的各种交通工具上。达斡尔族的交通运输很有特色,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达斡尔族的传统交通运输工具,可以分为陆路交通工具和水路工具民俗两大类,陆路交通工具有马或者牛拉的勒勒车、爬犁、滑雪板等;水路交通工具有独木舟、桦皮船、木排和木船。其中,最具特色也最能体现达斡尔族手工技艺的就是勒勒车。

勒勒车,又名大轮车、磊磊车、大轱辘车,其使用历史可以上溯到以“车居民”之名而著称于世的斯基泰人,其后历经众多草原游牧民族的兴衰嬗变却承传不衰。这与北方草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是北方游牧民族适应生存环境的一种创造。勤劳智慧的达斡尔族人民继承了古代游牧民族的制车技艺,并不断地加以改进,使之更加结构合理,轻便耐用,美观大方。这种车具有高轮木制、简便实用的特点。轮高1.6米,辕长约3米,车体、车轴和轮子都是采用黑桦木、柞木为材料制成的。其自身重量在200公斤左右,载重量可达500公斤以上。这种车结构简单,制作容易,取材方便,行走轻快,非常适用于山区荒原和沼泽河溪地区的道路交通。运送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达斡尔人主要靠勒勒车。出门远行、探亲访友,达斡尔人也常常以勒勒车代步。勒勒车一般用牛驾辕,一个童子常御三五辆,一个成人可以赶一长串勒勒车,最多时达二三十辆,犹如一条长龙,适于穿山越岭,其场面蔚然壮观。

达斡尔族的勒勒车,从结构式样上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普通车、苇厢车、篷车、长辕车。不带厢、篷的普通车,叫“杭盖特日格”,主要用于运送货物。苇厢车,达斡尔人称之为“卡日奇木勒特日格”,它在普通车厢的基础上加上了遮风挡雪的苇厢,主要是作为代步工具而使用。在过去,人们走亲访友以及为出嫁姑娘送亲时通常坐苇厢车。在苇厢的上面用柳条支起半圆型的棚架,然后加盖遮挡阳光和雨雪的苇席子或桦树皮,即成篷车。篷车,达斡尔人称之为“木拉日特日格”。这种车是在苇厢车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风雅别致,乡村姑娘出嫁大多乘坐篷车。长辕车的车辕长达五米,比普通车的车辕长两米,这种独特的设计构造是为放木排的人们在山里运送长原木而准备的。

达斡尔人制造的勒勒车在周边民族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广大的汉族群众誉为“草上飞”,被蒙古族牧民誉为“达斡尔车”,历来被人们所称道。勒勒车既是达斡尔族手工业的主要产品之一,又是达斡尔族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当时经济不发达、交通工具落后的年代里,一些达斡尔人赶着勒勒车往来于城乡之间,使交通运输业成为达斡尔族生产民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以后,汽车、火车、轮船已经在达斡尔族地区出现,然而为数不多。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在民间仍然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在清代及清代以前,达斡尔族保持着以皮衣为主的传统服饰文化。男子的服装,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人们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更换不同种类的衣服。在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男人们穿的皮袍多采用立冬至春节前后的兽皮或牲畜皮制作,因为这时的动物毛皮绒毛密实,毛质结实,皮板厚重,不仅保暖抗寒,而且经久耐穿。春秋两季,男子们穿一种长至膝盖的皮袍,叫“哈日密”。这种皮袍采用春、夏或秋初的狍皮制作。由于缺少布匹,男子们一年四季都穿皮裤。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种类较多,有冬天戴的皮帽,春秋时戴的毡帽,夏天戴的草帽,见客时戴的礼帽,郑重场合戴的官帽,狩猎时戴的狍头皮帽,等等。脚穿“奇卡米”(用袍皮、鹿皮作的靴子)、“斡洛奇”(布靿布底或皮底的便靴)或靰鞡。妇女穿长袍,不束腰带,不穿短衣,颜色以蓝为主。冬季也穿“奇卡米”;夏天穿白布袜子、花鞋。年节或者喜庆时穿各色绣花的绸缎衣服,外面套的斜襟坎肩叫“奥勒情”,与清朝满族样式基本相同,内吊皮里,外加缎面,美观而保暖。

清末以后,达斡尔族的传统狩猎经济日渐萎缩,而当地的陆路交通和商品经济却日渐发达,布匹绸缎得以大批量运入,皮革制品在达斡尔族传统服饰习俗中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布匹、绸缎、棉毛制品逐渐取代了皮质服装。同时,服装的式样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达斡尔族服饰习俗的变化更为明显,其日常穿的衣装鞋帽与当地其他民族大致相同。

在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中,饮食文化的古老性、食物种类的多样性、品种的独特性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在农猎并举、渔猎兼容这种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影响下,达斡尔族的饮食习俗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达斡尔族喜欢吃“稷子米”,它生长期长,收获早,煮出的饭又松又软。他们经常吃加牛奶的热稷子米饭,加牛奶的荞麦面,荞麦饼,燕麦粥加大豆等。带牛奶和狍肉的燕麦粥和荞麦粥,是老年人最喜欢的食物。另外还有“哈合面”(炒燕麦面粉)和“滚特勒”(较粗的燕麦面),吃时都混合牛奶、黄油、糖。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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